艰难的一生11•冯书记反省
作者：连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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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著的群众运动掀起来了，工作队就将大队的主要干部和小队的主要干部集中起来学习，由大队贫协会和小队贫协组接管生产。
集中干部学习，这才是四清运动的正式开始。
每个干部必须自己在清理思想、经济四个方面作深刻的反省，在群众大会上交由群众检查，号召群众检举揭发，再由被揭发的干部在会上自我检讨，并积极退赔出自己多吃多占，贪污挪用的经额，最后由工作队批准，才算这个干部解放了。
重者，免去一切职务，回队当社员。再重者，移交司法机关。轻者，回大小队继续任职。
大小队干部，即使是冯书记，很难一次性把自己的问题在群众会上讲清楚，他们在大会上的检讨，仅凭一张嘴巴去讲，群众听，工作队做记录，交待难免不全面，有遗漏。
当他们每次检讨讲完后，工作队总是说他们不老实，毛著还没有学好，想蒙混过关，还在欺骗党，欺骗群众。
有天晚上，我们很多人在一起乘凉，突然，听到稻场上有吵架声，是大队干部学习班的冯书记和涂局长争起来了。
我们几个青年人跑过去看，但我们不敢走近，因为在月光下，能清楚地看到涂局长拿着手枪指指点点，我们都知道他也不敢开枪，就悄悄地回家了。
第二天，全大队人都知道此事，接下来的大会小会气氛紧张，平时那些爱抢着揭发问题，想“立功”入团入党的人，现在小心谨慎了，沉默不语，再不敢随便说“我有最新的揭发材料”，因为说得不好，是要出人命的。
这一来，工作队对冯书记更不满意，认为他的问题严重，已发展到大会上群众不敢说话的程度了。几个回合的反省过不了关，冯书记就来找我，要我给他写反省材料。
他无可奈何地说，凭嘴讲越讲问题越严重，难以得到“解放”。你在大会上也听到的，有些人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无中生有。
我连忙答应了他的要求：你叫我实事求是地写，那可以，但分析要从严，不然，工作队还是不会让你解放的。他也同意了，我就着手代他写反省书。
一个堂堂的省劳模，多次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农村带头人，却被逼得要找人代写反省材料，这真是历史在开玩笑，也是对我们两个身份截然不同的人的共同嘲弄。
冯书记要我写，是难以面对涂局长的枪口。我不得不写，是难以面对冯书记的平等。且不说冯书记不歧视我与我幺幺的关系，就凭他对春环在称呼上的不计校，我也要帮他写了。
本来，他与我舅舅年纪差不多，也是一起干工作的老同志，我本应称他叔叔才对。但我幺幺解放前与冯书记家是门对门，我幺幺的几个大哥，比冯书记父亲的年纪还大。因此，冯书记自孩提时起，就喊我幺幺为叔叔。
解放后，幺幺的成份不好，冯书记在公开场合，就不吱声，在队里或来我家，仍喊叔叔。我很小就知道了这层关系，所以，我就一直称他为冯书记，从没有喊过哥。
可春环来了之后，她就不同，她虽也学我一样喊冯书记，可她喊冯书记的妻子总是大大咧咧地喊“叶家嫂”，他们也从不计较。我不只是要写，而且要尽力为他写好。
看着冯书记自己写的交给我的杂乱无章的材料，我犯难了，这从何下笔呢？一个人的工作，当你总结他的成绩的时候，他可以上北京见毛主席。如今，要来总结他的错误，难到就要把人整死？
看着他材料上写的36万，这36万怎么说得清！？大队1958年的财产是不少，但不一定有36万。这些财产后来的变卖和瓜分，是因为将以大队为最基本的核算单位改为以小队为最基本的核算单位。
这是政策性的，全国性的改变，是历史的改变，怎么能将这些财产的消失认定为是他的责任呢？
但我在反省书上又不能那样辩解，那样写则是火上浇油！看来，这得费一番脑筋，也得花很多时间，又不能拖延，工作队要什么时候再在大会上检查，你不能抗拒。
而我又不能耽误白天的时间写，如果让工作队知道了，叫我们俩都得吃不完兜着走。再说晚上，如果开会，还得去参加。这两天出工时，我的话也少了，脑袋中一个草案一个草案地推敲，如何代冯书记写反省。
晚上，即使困死了也不敢睡，何况睡意全无。要抓紧时间写出来之后，让冯书记回去自己抄一份，将原稿还我后烧掉，不然，我可吃罪不起。
面对36万如何交代，我别无良策，就只好用“歪打正着”之法了，能否解放冯书记，就只能靠他的运气了。
我以冯书记的口吻在这个问题上写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完全对党没有丝毫的感情，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亲自缔造，亲自领导的，我没有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就是对党没有感情的铁证。
如果那年要将大队核算改为小队核算时，我怀着对党，对毛主席深厚的感情，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就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地将大队集体财产保存下来。
因为，毛主席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虽然上面的政策要我们将权力下放到最基层的生产队，我这个当书记的应该运用策略，既相信党，又相信群众，发动全大队的社员都来保护大队财产，就不会出现大队财产消失的后果。
我冯超雄之所以成了新春大队的败家子，就是因为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
稍懂事理的人一听到这里就应知道，那时根本没有谁读毛主席著作，那时谁有天大的本事，也阻挡不了大队权力的向小队下放。
为了“上钢上线”地分析自己的错误，我又写了很多大会上没被揭发出来的“最新材料”，以表示对四清运动的拥护和对党对人民的老实交代。
例如，1958年在道贯泉搞副业的骡马车队，一头大骡子死在那里去了，由于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更谈不上像白求恩同志那样忠于职守，否则，那头大骡子就不会死了。
自己家中的鸡病了，猪病了，却慌忙去买药，找兽医，而集体的这大一头骡子，死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我还不知道。
再例如，前年我家喂的一头母猪，猪圈经常被猪拱垮了，就这点小事，我却不愿下定决心去修好，以致母猪跑到左港队的田里害人，我却视而不见，以为群众不说，我自己就装糊涂。
不是群众觉悟不高，不是群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而是群众不敢说，说了怕我给他们小鞋穿。
望着家门口即将收割的谷被猪连吃带踩地糟蹋得可惜，队里只好派人照，可照得了白天，照不了晚上，队长没办法，只好将尚未成熟的谷提前割了。
这样一来，水稻既被猪糟蹋，又割青减产，这个损失虽可以用数字来计算，但社员们内心的怒气，对党的基层干部的不满，甚至对整个党组织形象的负面影响，都是无法计算的，使党的组织和党领导下的群众，造成了隔阂。
之所以有很多维护集体的制度难以执行，甚至国家的政策方针都不能贯彻到底，就是因为像我这样的人不但没起好带头作用，而且起了破坏作用。如果社员们都像我这样，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将此稿悄悄地送给冯书记后，叫他一定要抓紧时间自抄一份，将原稿退给我，我想，他也应更知此中的厉害关系。
当我过了二天去找他要原稿时，他说，如果再过不了关，不能解放的话，就坐牢枪毙由他们算了。他的语气很凄凉，我安慰了几句，就告别了。
几天后听冯书记跟我说，涂局长这回比较满意，叫他过几天在大会上要心情沉痛地照着此稿讲，争取能获得群众同意他的解放。群众个鬼！就是工作队，就是涂局长说了算。
当然，也不全是这份反省书起的作用。我后来听那天涂局长与冯书记吵架时在场的干部说，当涂局长猖狂地掏枪指着冯书记时，冯书记流下了眼泪。涂局长可能认为，冯超雄终于低头认罪了。
可我深知，这是冯书记倍感委屈，倍受污辱的泪。
就凭我少年时所见的，左港解放前的大地主，大名人三聋子（三聋子大哥是国民党师长）的儿子徐新来（建国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58年之前，有一次回家探亲，见自己祖业的房子被公家占用，破败不堪，就叫自己的侄儿徐勤政去请冯书记商谈。
徐新来与书记是小时的伙伴，徐新来也应是一番好意，也许他会出资把祖房修缮一下，可冯书记误会了，认为他叫个小孩来喊人是在卖官架子，当时冯书记也正和我舅舅在下棋，就没去。
过一会，徐勤政又来叫，这一下，我舅舅就烦了，冯书记见我舅舅烦了，他也来了气，俩人一起来到了栅子屋旁，徐新来见二人来了，老远就作好准备握手的姿态，可二人停住了脚，冯书记指着徐新来叫嚷起来：你这个大地主的儿子是来反攻倒算的吧？如果你不走，我马上喊群众来斗争你。
徐新来没有半句的申辩，喊上他的两个警卫员扭头就走了。（后来徐新来的母亲去世他都没回，只是在有几年的清明节，他的广州夫人回来上过几次坟）。
且不说这件事，也不说冯书记见到毛主席，单说1958年武汉军区的司令员陈再道，湖北省委书记韩宁夫，都到过冯书记的土砖屋农家作过客。今天，你一个小小的孝感县的公安局长，竞当众用枪口对着自己搞刑讯逼供，冯书记能不感到悲愤吗？能不伤心落泪吗？
当冯书记在大会上读了反省书，在经济上退赔兑现之后，冯书记终于获得了土改之后的又一次解放。
冯书记虽然又出来协助贫协会抓大队的工作，但还有很多大、小队干部在求解放。
很多人都深知冯书记绝对写不出大会上的反省书。因为他在旧社会很穷，连私塾就在对门（我幺幺的大哥二哥都是私塾先生），他也没读过一天书。
是解放初期读的一点夜校的底子，再加上这多年当干部的磨练，他的这点文墨，怎么能写出这么丰富的反省书呢。
当张书记去问冯书记是谁帮忙代写的时候，冯书记实在不忍心隐瞒。因为，张书记前几年死了一个儿子，这次搞运动，又要在经济上退赔，一个上十岁的女儿又病死了。
前几天，过往横店的人还见张书记的妻子，一边在大路边烧女儿的遗物，一边痛苦，路人侧目而过，惨不忍睹。
这不，张书记今晚找上门来了。他跟我不是一个生产队，平时接触不多，也是第一次到我家。他自认为与我没有我与冯书记熟，现在又是四不清的整顿对象，进门就递给我一支大公鸡香烟（此烟1角6分钱一盒，圆球的两角钱一盒）。
冯书记昨天出工时，就悄悄跟我打过招呼的，我有心理准备。我谢绝了他的香烟，请他坐下后便劝他将烟戒了算了。我说，社员吃“鸡＂，干部吃“球”，你一个大队书记，也吃这种烟？
由于他只大我上十岁，就笑着说：浩兄弟，莫挖苦我，人在倒血霉。我这个烟是戒不了的，可有的人竞在会上是挖空心思地搞我，说我贪污大队的钱吃烟，将两个孩子吃死了还要吃，不把剩下的独儿吃死是不甘心的，像他这样的人还能当书记，枪毙的资格都不够……
我连忙止住他，张书记，别说了，别说了！那是对你有私怨的人，全大队的人哪个不说你是个“造业”（可怜）的书记呢？那种人说的话，不是引起了会场上的骚动吗？这是大家在为你打抱不平呀。涂局长不也是在会上纠正了这种现象，给四不清的干部提意见不能搞人身攻击吗？
张书记向我倒这些苦水的目的，无外乎是怕我推脱替他代写反省书的事。我怕坐长了又不好，四不清的干部串门，和四不清的干部悄悄接触，虽谈不上是个什么大的罪名，但总不是一件正常事。
我就主动答应了他的要求，只是申明，你能不能得到解放，我可打不了包票。送走了张炳健书记，我真的捏了一把汗，敷衍了事地写，我内心不安，认真地写，又要到左港小学去找报纸上的资料，又要翻毛泽东选集找针对性的话，这样写下去，何时断藤，又来了人要写怎么办？
拒绝不写又显厚此薄彼，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得罪人。方方面面的压力，使我真的感到了这个偷着帮人挑重担的力不从心。
继张书记之后，还真的有四不清的大、小队干部不断地找上门来，搞得人焦头烂额，苦于拒绝不了，压根儿没意识到提高了自己的写作能力。
春环见我总是写到深夜，又常睡“懒”觉不出早工，她也烦。因为她学了毛著回来之后，也不得不在带头出工和“领导”小队的妇女学毛著方面“积极”起来，收工一进门，吃了饭将筷子一放，就走了忙她的去了。
两个年轻的家庭主力，却把家务事丢得一干二净。家庭的担子是挑轻了，可大、小队的与自己“不相干”的担子，却共同压在了我俩的肩上。